大地的儿子、歌者和记录者
——报告文学写作视角下的《大搬迁》
中卫新闻网(www.nxzwnews.net)   2020-09-21  字体: [][ ][ ] 

  □ 房继农

  “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相爱所诞育的孩子。它是对重大社会新闻事件全面、深刻的文学呈现。报告文学的个性,是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的有机统一。

  “报告文学”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现实,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现场直击式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它强调思想立场,个人视角,原生态生活细节的展示。此外,“报告文学”一方面注重“实录”,重视田野调查和文献搜集;一方面又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它常常带着明确的主观意愿介入社会现实生活,对某一重要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考。因此,“报告文学”既不是现实生活的表层化罗列,也不是一地鸡毛的碎片化书写,而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度介入。这正是它广受读者欢迎,并成为纪实文学写作主力的根本原因。

  由段鹏举、火会亮、孙艳蓉三位作家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搬迁》,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重要的纪实文学作品。

  自觉担当

  《大搬迁》是宁夏文学田野里新长出的一片生机勃勃的庄稼。它的出现,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宁夏大地脱贫攻坚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的动人画卷和鲜活艺术个例,鲜明地表现了中卫作家、宁夏作家对时代发展主题的积极介入和文学的使命担当。

  近四十年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七亿多人摆脱绝对贫困的事实,是人类脱贫史上的壮举,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它是中国崛起和中国奇迹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基础的部分。我们身边的许多人,正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但受限于个人工作、生活环境,我们却对此知之甚少。段鹏举、火会亮、孙艳蓉三位作家的《大搬迁》,让我们全面了解和感受到了一种零距离的宏大真实,也得以间接触摸到我们时代脉搏在这个点上的强劲跳动。

  一个人参与重大历史进程的方式,取决于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还取决于自己的生活意愿。三位作家参与中国脱贫攻坚战役的方式,是自愿深扎生态移民现场,是深度介入,是与移民群众的零距离接触。这是政治语汇里的深入群众,是生活意义上的同吃同住,是文学意义上的贴近并触摸移民村落的社会肌理,倾听村庄的心跳和呼吸,体验村民们的悲喜欢愁,见证和参与移民生活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实变化。这是三位作家个人的政治自觉,也是三位作家个人文学创作的生活积累、思想积累、情感积累的良好机缘。

  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首先要具有时代敏感和文学自觉,具有与人民大众强大的共情能力。三位作家饱含对中国乡村和中国人民的深厚情怀,对文字和文学的热爱,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地域、多层面、深层次采访,这是三个人的长征。这可能成为他们本人的一次人生出彩机会,更可能成为中卫文学和宁夏文学创作的一次出彩机会。事实上,《大搬迁》2019年年底成书出版,和随后自2020年1月起在《中卫日报》上连载,为广大关心移民生活和移民村建设的人们打开了一扇明亮的文学之窗,赢得了文艺界和文学爱好者的喜爱,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赞誉,日渐产生着积极的社会影响。

  目中有人

  三位作家的《大搬迁》写作,是“用心用情用功”的创作。

  三位作家是有心的作家。这个“有心”,指他们对乡村有心,对生活有心,对文字有心,对文学有心。报告文学是有难度的写作,作者是直接介入的,而不是虚构写作中的作者的代入。小说人物和戏剧人物,某种意义上是作者立场、思想、情感外化的产物,是作者的假托者和代言人,作者借文学形象言说自己。但在非虚构写作中,作者是所有真实信息的收集者、思考者、提炼者、记录者、传达者。他所表达的内容,不是诉诸经验,而是直接诉诸“看见”和“听见”。而这恰恰是最无法文饰无法取巧的。一个作家选择这样的写作,就意味着他选择了行走,选择了脚步的丈量,同时也选择了用脚步丈量自己的心与人民的普遍悲欢之间的实际距离,并一步步缩短着这一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是用脚步走出来的。同时,一个作家写这样的文字是要有很大胆量的,因为,文字背后必然是作家的自我写真,作者自身的思想底色、精神成色、情感成分会显露无遗。在《大搬迁》里,作者在记录和刻画移民生活生态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呈现和刻画着自己的形象。作者在《宁夏情,中国梦》一节中写道:“断断续续六年时光,近万里的行程,我们的眼睛始终在搜寻,我们的笔触始终在疾走。我们的心灵在一个个崛起的移民村里日益丰满,在每一个梦醒时刻,我们似乎都看到,在清晨的天光中,一辆辆装载着农具、家什和一家人全部希冀的大卡车正缓缓驶出山弯,像一字长龙一样,从尘土飞扬的弯弯山道缓缓而出,秩序井然,我们似乎还看到了妇女,儿童以及饱经沧桑的老人舒心的笑脸。”作者对移民群体的热情赞美、深刻理解和深切同情,体现了他们作为作家的政治担当和人民立场、人民情感。在作品中,读者会很容易记住那一个个沧桑而美好的人物:海原关桥乡下套脑村秦成秀奶奶省下一只苹果给作者吃的善良慈祥,张正兴老人嘟囔着“咱要走了,走了,终于走了”的悲喜交集,杨久莲老人“搬出去后,即便乞讨也不回来”的果断决绝,张学军媳妇搬家也不忘用缸移出院中月季花的温柔心地,兰生昌老人半生漂泊又回乡获得新生的苦尽甘来,周满仓老人作为第一代移民不信命、不认怂的自强不息,作为移民新一代的安小琴对孩子教育的心心念念、马小花“移民第二天就开始做生意”的幸福追求,和作为党的扶贫政策最基层执行者的马希丰笔名为“沈沫超”的扶贫博客,米粮川外事办驻村干部曹向阳“半缸子茶水就馍馍”的早餐,同心下马关村村民为给移民征地而迁坟使得“一段时间,山山卯卯都响着唢呐声的”悲壮感人……这些真实的移民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经由三位作家诚实而饱含感情的笔墨写出,让我们心酸心痛,让我们欣慰欣喜,让我们心生敬意。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这个社会中需要给予扶助的一群,是我们这片土地的主人和未来。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正是我们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血脉中流淌不息的民族精神。

  关注“人”,把“人”放在文学度量衡的中心,放在文学视野的焦点,是这部作品思想内涵上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如果说,“人”的发现,标志着人类思想和哲学艺术的巨大进步,那么,对“发现人”的坚定和坚守,就是一种可贵的艺术品格,是文学品格走向伟大的可靠保证。

  留史之作

  三位作家是乡村之子,是乡村的歌者,更为重要的,他们同时是乡村历史发展进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记录者。这使得《大搬迁》已经远远超越了个人写作的范畴,具有乡村史志文学和移民社会集体记忆的意义。《大搬迁》因脱贫而生,三位作家为脱贫而来,脱贫,是移民村历史进程和作家文学历程的交汇点。这个交点的出现,是一种双重的幸运:作家的人生阅历之幸,文学创作之幸,同样是移民之幸,移民村因之有了自己的文学喉咙。

  诗人西川在《我们时代的神话:海子》中写道:“仿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必须指出的是,成为百万移民和无数新建移民村的文学代言人,并非偶然,而是三位作家的清醒选择。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进步,使这些原本在宁夏南部偏远山区、中部干旱带苦苦煎熬的村民,得以整体搬迁,住进党和政府为他们新建的新居,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民以食为天,当脱贫和温饱成为全村和每户的最高生活主题和发展主题的时候,我们不能苛求他们对于记录存留乡村历史的自觉和迫切。我们社会的关怀也理应有对移民村文化建设的内涵和可持续发展的考量。历史是人类发展历程的总结,也同样是人类寻求发展进步的镜子,是人类确定现实方位和未来走向的航标和课堂。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当移民村社会进步的车轮轰隆隆驶过这段负重爬坡的脱贫之路,在不久的将来进入富裕文明祥和的新发展阶段时候,他们、他们的子孙和我们,再回首来时路,历史,会如影像般持久回放,那些可歌可泣的奋斗的回声,那些奋进的呼喊,那些拼搏的血泪,大地和人民对幸福的追求,如何成为了一个执政党的执政承诺和目标,所有这些,将会成为滋养现实、探索未来的强大精神源泉。

  待琢之玉

  报告文学这样的非虚构作品,较之于小说、戏剧类的作品,更需要克服内容上的松散与材料上的堆砌。

  虚构是小说、戏剧的利器,虚构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更有效的表达。但在报告文学这种非虚构写作中,作家无法通过虚构对现实进行典型化以实现提纯和优化,面对庞杂的现实素材,和由此产生的更为庞大的情绪、情感和认知,作者必须要确立作品风格、重点人物、重点事件、主体情感,明确作者自己的角色定位,以期做到艺术上的集中、明快、简洁、有力和丰富。著名作家季栋梁长篇小说《上庄记》以老村长为中心人物的叙事策略,对非虚构叙事,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这方面,《大搬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大搬迁》在艺术上的不足,主要集中在文本上。作为报告文学作品,是一件尚显残缺的文本,“报告有余”,而“文学”不足,“报告”明显粗砺,“文学”明显纤弱,像一窑火色不匀的瓷器。作品整体性、统一性和协调性远不够尽如人意。

  作品在内容选择和结构锻造上费了许多心血。结构上,作品采用多维交织的形式,较为巧妙地协调了全景式大纵深又有重点的内容安排所带来的矛盾。空间、地域的排布:海原、同心、红寺堡、米粮川、原州区、中宁、盐池……这是一维。时间上的纵向分布:史实,搬迁,移民新村,生态恢复,未来展望,这是二维。移民工程结构要素的编排:地理历史,搬迁人,农民工,基层干部,教育,生态,这是三维。时间为经,地域为纬,移民工程结构要素为血肉,整个作品基本是一个整体。

  对海原关桥乡移民生活的记述,可能是全书文学意韵最为灵动最为饱满多汁的部分。作者采用的是以文字为镜头的随拍,作者是在场的,更是融入的,如果不是“报告文学”身份的提醒,读者会感觉这是极素朴的散文,也是有着鲜活人物的小说。“一只苹果”细节的锤炼,为塑造秦成秀奶奶的形象画龙而点睛。

  对同心下马关移民情形的呈现,作者使用的是典型的采访和访谈,作者更多的是在记录,在场性和融入性也因之遭到消减。静态的内容过多,动态的描述较少。

  从创作到成书跨越十年,作者完全可以以十年后移民村的今天去反观十年前,可以更清晰更令人信服地揭示生态移民政策的意义。这一点还做得不够。

  创作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获得更高更远的视野。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土地的儿子,自然也是土地的歌者,土地的书写者。让我们期待,《大搬迁》的歌声,将以更加美好更加动听的表达,汇入我们时代进步的雄伟交响,并深入人心。

【编辑】:张铠捷 【责任编辑】: 张继艳 【稿件来源】:中卫市新闻传媒中心
分享到: